李震 著《觀物：邵雍哲學研討》出書
觀物：邵雍哲學研討
李震 著
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
精裝，542頁，定價：80元
ISBN：978-7-108-07685-4
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11月
內容簡介
邵雍是北宋理學樹立時期的主要哲學家、易學家，其思惟具有高度的獨創性。但是，與同為北宋五子的周敦頤、張載、二程四子比擬，邵雍的哲學因其異質性和復雜性，而鮮有深刻的綜括研討。《觀物》一書旨在完成這個頗具難度的課題。全書視野開闊、考辨扎實、剖析細密，對邵雍的生平、著作與哲學進行了全方位的摸索，是邵雍研討的最新結果，對宋明理學等相關研討也具參考意義。
作者認為，邵雍哲學的精力在于“觀物”之理。這一主題內在地開出了兩方面的路向：其一，邵雍以高度情勢化的數理原則，絕後具體地描寫了“物”的條理、結構與規律，突顯了存在的確定性、物理的次序性與世界的一貫性；其二，邵雍儒道兼綜的思惟底色，催生出了獨特的“觀”的心性哲學與人生態度。只要通過對邵雍“觀物”之理的深刻抉發，才幹明確認識到：邵雍龐年夜高嚴的物理建構與安閒灑脫的人格氣象，既具有鮮明的個人特質，也內在于時代的廣泛思潮之中，他用一種極為特別的思惟形態，為即將到來的理學時代作了剛柔兩方面的奠定。
作者簡介
李震，1989年生，河南鄭州人。2009—2018年就讀于北京年夜學哲學系，哲學博士。現為清華年夜學新雅書院助理傳授、仲英青年學者。近年研討領域為家教中國哲學史、宋明理學與易學哲學。
目錄
序 楊立華
第1章 緒論
一 抽像
二 定位
三 線索
第2章 生平
第3章 著作
一 《皇極經世》
二 《伊川擊壤集》
三 《無名公傳》《洛陽懷古賦》《漁樵問對》
四 《正玄》《太玄論》《太玄準易圖》《太玄準易圖序》
第4章 淵源
一 師承
二 淵源
第5章 易學
一 問題意識與總體特點
二 易學史觀
三 卦變
四 成卦
五 易圖
第6章 體用
一 體用前史
二 體用來源
三 體四用三
四 體用對待
五 余論
第7章 心性
一 論性
二 論心
第8章 觀物
一 觀物
二 安樂
第9章 治道
一 《皇極經世》
二 皇王前史
三 天子王伯
附錄一 點校本《邵雍集》《邵雍選集》補正
附錄二 《全宋詩》所收呂公著詩辨疑
附錄三 極數知來：邵雍抽像與托名占法之演變
附錄四 王夫之對邵雍思惟的批評舞蹈場地檢論
援用文獻
序文
文 | 楊立華
《朱子語類》：“私密空間康節煞有好說話，《近思錄》不曾取進。近看《文鑒》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天向一平分造化，人于心上起經綸’底詩卻不編進。”又：“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儘管在那下面轉，久之理透，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于衰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這般。謂現在日戌時，從此推上往，至未有六合之始；從此推下往，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師長教師有一柬說《後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他就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要康節說一箇物事這般齊整。如揚子云《太玄》便零碎補湊得好笑！若不講座場地補，又卻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卻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現在算位普通。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為六，橫二畫則為七，蓋亦補湊之書也。”看朱子關于邵雍的種種評論，可見在北宋五子當中，邵子之學與其他四家的異趣。即便是朱子集年夜成式的哲學建構的盡力，也無法在整體上涵納邵子的思惟。
邵雍的獨特徵至多體現為三個方面。起首是人格的樣態。一方面，明道稱康節是“振古之豪杰”；另一方面，他個人的情志當中，還是更多超然閑闊的意思。這與周、張、二程負時代之重的自我期許有很年夜的分歧。其次是思惟的淵源。邵雍受學于李之才，雖然最后構成了本身的理論體系，但終歸有宋初道教思惟影響的印跡。這既使邵雍哲學天然地擁有了超出學派囿限的、更為感性的立場，同時也使得他的哲學在以“自立吾理”為目標的北宋儒學復興運動中，始終未能融進主流的趨向。第三個方面是概念的系統。哲學家的時代性，起首體現為語言的時代性。時代的語言不僅形塑物的次序、結構人的感知，也構成了思慮和表達的邊界。若何通過系統的、概念的方法，將蘊涵在時代語言當中的思惟和表達的潛能轉變為時代哲學的現實，是哲學任務不成或缺的內涵之一。邵雍的哲學幾乎窮盡了那個時代可系統化為概念的語詞，由此構造出了一個極其詳密的理念世界。而這一括囊萬有的概念系統，從最基礎上講是無法被片斷性地接納的——要么整體保存，要么干脆疏忽。《近思錄》不進康節語，是有更深層的緣由的。
我真正開始留心邵雍的哲學，已經是2012年擺佈了。相關閱讀和思慮的心得在2013年春季學期的“中國哲學史”課上講授，后來支出到《宋明理學十五講》當中。我對邵雍哲學的關注，必定水平上構成了李震的新書《觀物：邵雍哲學研討》的佈景。
李震2009年進北京年夜學哲學系。從年夜一開始，便有志于中國哲學的研討。2013年，李震完本錢科階段的學習，在我的指導下，直接攻讀博士學位。以邵雍哲學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是我的建議。李震思慮和研討的風格綿密深細，肯下拙實繁碎的工夫，研討邵雍的文本和思惟可謂相得益彰。
體交流用概念是解讀邵雍哲學的關鍵。既往的中國哲學研討，往往將體用作為自明的概念，而忽視了分歧哲學家賦予此中的獨特內涵。李震對邵雍哲學中的體用概念做了詳盡的分疏，并以此為樞紐對其易學哲學給出了新的研討和闡釋。在良多方面，更換新的資料了我們對邵雍哲學的懂得。作為兩宋道學研討的新結果，李震的這部專著是值得向讀者講座場地鄭重推薦的。
2015年，李震獲哈佛燕京的資助，赴美做為期一年半的訪問研討。臨行前來我辦公室。當時他的邵雍研討正在最艱難的階段：恍然間如有所得，但又茫然無進手處。我對李震說：“最主要的是，你得有學術的大志。”這是我對李震的期許。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新一代年輕學人的期許。
2019年12月23日
附錄
七個問題：思惟史上，有些人是年夜道，有些人是岑嶺
來源：三聯學術通訊
第一問：
起首祝賀《觀物：邵雍哲學研討》在“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中出書。這本書是你的博士論文，2016年動筆，2018年答辯，任務后又加修訂，現在快有八年了。最後若何選定的這個研討標的目的？從博士論文到一本有分量的聚會場地研討著作，中間經歷了什么？
李震：
感謝三聯，很榮幸能在三聯·哈佛燕京系列出書本身的第一本書。《觀物》沒有附后記，現在借“七個問題”回顧一下寫作過程，對我來說是個很好的機會。
2013年，我從北年夜哲學系本科畢業，進進中國哲學專業攻讀博士學位。開學后不久，導師楊立華老師找我談話，聊博士論文的選題。我當時已決定做宋代表學的研討，對易學也感興趣，正不知若何取舍。楊老師聽完我的設法，說：“既想做理學，又關心《周易》，為什么不寫邵雍呢？”蓋因邵雍既名列北宋五子，又是易學宗師，他的思惟恰是理學與易學的某種結合。楊老師的建議跟我的愿看合拍，博論題目就這樣定下來了。這段緣起，楊老師在《觀物》的序文里提到過。
邵雍是個不錯的博士論文題目，這是我在后來逐漸意識到的工作：一來邵雍思理高深，源流深遠，教學場地經得起深刻發掘，這是博論選題最主要的標準；二來既往研討仍有可推進的空間；三來體量適中，以博論的篇幅處理剛好合適。但在剛上手做時，感覺卻是非常撓頭。邵雍的思惟跟他的人生一樣挺拔獨行，又有大批說不清、道不明的傳說記小樹屋載迷霧般交叉其間，若何走進邵雍的語境，清楚明白而又恰到好處地掌握其思惟，是對研討者的宏大挑戰。我含混地覺得并信任研討邵雍可以出結果，但從感覺、信任到親見、道出，中間畢竟有漫長的距離。這種“道不得”的困難感伴隨了我很長時間，一向到博論寫作的中期才真正放下。
讀博的前兩年，我一面完成必修課程，一面圍繞邵雍開始做些初步的研討。上手后，我很快確認的一點是，邵雍研討要想做出結果，就必須重視文本考證，直面此前眾說紛紜的邵雍生平、文獻與淵源問題，給出一個盡能夠明白確鑿、站得住腳的結論；反過來，對于這些問題如若輕視不加處理，或是試圖含糊繞過，此后的義理剖析便會流于以沙建塔，全無基礎。認清此點，我在讀博後期便在文本考證上頗投進了一些精神，花了不少時間在北年夜、國圖以及哈佛燕京圖書館等處閱讀、比勘古籍；存世的邵雍原著與托名作品的各種版本，以及東東方學界的相關研討，大略皆曾觀看。在此基礎上，寫成了博論前三章的考證部門。北年夜的中國哲學傳統素有重視史料、論講座場地從史出、言必有據的學風，我本身對考證也略有知性的愛好，博論前半部門所以采取了這樣一種質實甚或稍顯滯重的寫法，有上述原因的影響；但從最基礎上說，研討方式還是由研討對象決定的：邵雍思惟復雜的歷史面孔，必定請求一種抽絲剝繭的處理方法。
博論的主體是對邵雍思惟的解析。這部門內容是選題以來長期閱讀思慮之所得，落筆時較為順暢，年夜體是在四個月內寫就。成稿在結構和觀點上較之開題報告都相往不遠，但其間也有變化，總結起來約有三端。第一是《體用》一章。在開題時，我對體用概念在邵雍哲學中的主要性尚無透徹認識；只是到了寫作當中，才看清體用內在豐富的歷史源流和義理層次，體用是邵雍觀物哲學由以落實的關鍵范疇，也是連接邵雍哲學各部門的津梁。我對于體用的重視，遭到楊立華老師的深入啟發。對體用的剖析，也是博論中自感較為滿意的部門。其二是邵雍哲學之史的品德。我最後設想是以易學作為統攝邵雍哲學的主線，但寫作中發現邵雍哲學并不克不及被還原到其易學之中；反過來，以《皇極經世》為代表的邵雍的所有的學問其實都貫穿著史的關切，歷史性是邵雍觀物的主要視角。由此出發，博論對後天后天、天子王伯等在內的邵聚會場地雍哲學的諸多問題作出了新的解釋。其三是寫作視角。中國哲學常見的一種研討方法是以靜態、個案的方法掌握哲學家的思惟，重要在個體哲學家的思惟內部進行詮釋。
但到博論寫作的中期，我已頗不滿于僅僅作一篇這樣的文字。在我看來，就邵雍而論邵雍，隔絕了概念、學說的演變軌跡，實在缺乏以呈現邵雍哲學面對的真正問題；邵雍哲學的諸多意義，必須要在貫通性的哲學史視野下才幹獲得凸顯與定位。博論是以在《易學》、《體用》、《交流治道》等章都專門設置了“前史”的環節。這樣的設計，內在地講，是試圖對邵雍哲學作更有歷史縱深的掌握，呈現邵雍在哲學史上的地位與意義；擴年夜來說，則是盼望盡量化解專人研討題目標局限，超出邵雍作為哲學史上的個體之“點”，尤其還是一這般挺拔獨行的個體之“點”所不成防止具有的體量上的無限性，而將研討視野投向更為廣闊的歷史之“線”與“面”。假如說這項研討經歷了什么前后期的變化，此種問題意識的位移大要是此中較顯著的代表。
博論寫成后通過答辯，后來又有幸獲得推薦，通過評審，列進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準備出書。出書前，我有機會對文稿作一次系統的修訂增補。此番修訂的目標有四：增寫《緒論》一章，作為全書的導引；補寫《觀物》一章，作為邵雍哲學精力之提揭；擴改《治道》一章，構成加倍一貫的思緒；完美“前史”的論述，并對全書加以通盤的復審。原計劃短期完成的修訂，由于任務后雜事纏身，也由于我總是試圖修正出一個讓本身完整滿意的版本，結果延期甚久。特別感謝三聯給了我極年夜的寬容，讓我能從容地修訂文稿，在此基礎上增補擴改的三章，以及文中的增刪調整，確實表達了一些新的懂得，書稿在“觀物”這一主旨下，也對邵雍哲學作了更系統的統攝。總體上，應該可以說，《觀物》最后呈現的面孔，算是對我博士期間的研討主題作了一個盡力的收束。
第二問：
邵雍在歷史上的抽像普通是什么樣子的？你在經過周全的研討后，又會覺得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共享會議室呢？
李震：
就歷史抽像的建構來說，邵雍是一個很是值得研討的奇異樣本，歷史上的一些記載與其自己的行跡有宏大的反差。
后人往往將邵雍描繪為一個精于占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載的先知，或是修煉道教內丹之術而又緣飾以儒學之名的異人。這樣的描寫在邵雍身后開始不斷豐富，明清之際達到岑嶺，清代漢學家群起痛批邵雍，口上未必明說，其實年夜多是將這樣的抽像認定為邵雍的真實臉孔。反過來，平易近間所屬意于邵雍的，也恰是這種神異者的抽像。宋明理學家里，邵雍從來不是后世認定的所謂道統正傳，卻在平易近間有遠超其他許多理學家的影響力，靠的就是這種被認定了的神機奇謀的本領。在平易近間，到現在還流傳著良多關于邵雍的傳奇故事。邵雍人物抽像的奧秘、復雜，在中國哲學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
這些神異抽像究竟是不聚會場地是邵雍自己的真實面孔，是一個有興趣思的問題。假如完整把這些能掐會算的記載當成是后世編造出來的無稽之談，將邵雍徹底從中摘出，或許稍嫌過度：這樣，我們就很難解釋與邵雍同里巷居三十年、相知甚深的二程為何會有關于邵雍善算的認真記述，也很難說明這種“神化”為何不是發生在其他理學家身上，而是偏偏選中了邵雍。可是，反過來，假如對這些記載簡單信以為真，則距離本相只怕更遠。我無聊時曾把傳世的與邵雍相關的占算著作一本本找來細讀，讀后的一個基礎認識是：這些書籍明顯不是出自上層士人之手，與邵雍哲學頗有背離，往往有晚出、且年月越晚越見豐富的痕跡。其書絕非邵雍所著，是確定的。邵雍當年是不是有某種所謂的“神通”，在沒有其他證據前，無妨存而不論；但可以確認的是，我們明天能讀到的關于邵雍占法的記錄，年夜多是出于后世的附會。
歷史上的邵雍自己，就其自我定位與畢天生就來說，畢竟還是一位醇正的學者。假如放下獵奇的興趣，嚴肅地審視這種定位與其后世抽像的反差，這里真正值得思慮的問題其家教實是：邵雍究竟有一種怎樣的精力氣質，使得“學術”與“江湖”這兩種分歧的傳統竟能在其身上獲得綜合（盡管這種綜合能夠是在后人的筆下才出現或完成）？好像邵雍奇妙地統合了儒道兩極一樣，這種牴觸性是邵雍學術與人格中極其惹人注視的顏色。
第三問：
怎樣懂得“觀物”這個概念？為什么會把“觀物”作為懂得邵雍的焦點？
李震：
這是關鍵問題。用“觀物”來歸納綜合邵雍哲學，是出于兩個緣由。一方面，從文獻上講，觀物原就是邵雍對于本身學問的定位。邵雍不僅把本身生平最主要的一部哲學論著命名為《觀物篇》（即今《觀物內篇》），並且將其卷帙浩蕩的《皇極經世》每一卷也都以《觀物篇》名之，邵雍詩集《伊川擊壤集》中也有許多以觀物為題的詩作。這些表白，邵雍對本身學問的主旨和特點有很是自覺的提煉。研討邵雍哲學，應該呈現邵雍在學術標的目的上的自我認同。
另一方面，從義理上講，邵雍的哲學也確實是一種觀察物理之學。這里所謂“物”，需求作完全的懂得。中國現代所謂“物”，往往兼具現代漢語中的“物”與“事”兩義，即既指向存在，也包括過程。邵雍的觀物之學就同時容納了這兩個維度。我們在《觀物內篇》《觀物外篇》中能看到大批關于天然物象的論述，這是存在之義；而《皇極經世》對于史事不厭其煩的記載、詩文著作中頻繁可見的史事點評，則是過程之義。這些內容，邵雍都將其作為觀察的對象加以剖析，即都在物的范圍之內。在這個意義上，邵雍所謂“物”，應該懂得為一切可以作為觀察、思慮對象的存在，或許說，“物”就是具體化了的客觀性；邵雍哲學就是試圖用一種極富個性的方法，對這個世界的客觀性作出完全而具體的刻畫。邵雍哲學中的各個部門，如易學、體用論、歷史與政治哲學，舞蹈場地之所以會具有這般清楚確定的形態與風格，歸根究竟，其實都是客觀性的體現。
“物”唆使了客觀的對象，強調的是存在的確定性與理則性；“觀”表達了主體的姿態，流露出某種最基礎的人生態度。邵雍主張的是靜觀，所謂靜觀，總是在一個恰當的距離以知性的方法掌握對象。這個距離既不克不及太遠，遠則不克不及見物；更不克不及太近，近則“物物皆著我之顏色”。這種認識上不遠不近的距離感，體現在人生上，就是邵雍明明身居洛陽、人在紅塵，卻瑜伽場地又堅持隱而不仕，以靜觀物情自足。邵雍的人生是他哲學精力的忠實踐履。
第四問：
書中提到，邵雍哲學其實開啟了接下來的理學時代剛柔兩方面的奠定，怎么懂得邵雍的思惟對于之后宋明理學的影響，他的學術在思惟史上的意義是怎樣的？
李震：
對于邵雍，應該有一個恰切的歷史定位。我們重視邵雍，并不是要一味舉高邵雍在理學史上的影響。事實上，邵雍雖然與二程、張載、周敦頤同稱為北宋五子、同樣是道學的樹立者；但在對后世理學的直接影響上，邵雍確定不如其他四子，后世理學認取的所謂正宗在彼而不在此。這一點無須否認。
不過影響有顯有隱，邵雍雖然沒有被奉為正統，卻確實深入地參與到了理學時代觀念與精力的構建中來；只不過，這種參與能夠是以一種相對隱性的方法實現的。
理學時代最最基礎的精力是對存在之確定性與修養之內在性的高揚確定，前者即所謂理則，后者即所謂心性個人空間。就前一方面來講，在宋明理學家中，邵雍的觀物哲學以最為清楚、確定、系統的方法說明了物理。邵雍對客觀性的執著尋求，其實就是對于即將到來的理學時代表則之確定性精力的預示。而邵雍以《後天圖》為焦點、以“天然齊整”的情勢性和確定性為特征的易學后來被講座場地朱熹接收，年夜加發揚，此后數百年間經由朱子易學交流塑造的理學世界觀，其實相當水平上接收的恰是源自邵雍的影響。這種對于理則確定性的強調，可說是邵雍影響宋明理學之“剛”的一面。就后一方私密空間面來說，邵雍的觀物哲學高度關心人的存在感觸感染，主張以靜觀的方法實現身心的安頓和精力的超拔，倡導內在精力的安樂自足。這種被后人稱為“百源山中傳統”的安樂態度，也在相當水平上豐盈了宋明理學家心性功夫的內在維度。這是邵雍影響宋明理學之“柔”的一面。在以上兩重意義上，我們應該充足重視邵雍思惟的歷史位置。
思惟史上，有些人是年夜道，有些人是岑嶺。年夜道行之者眾，岑嶺卻不是人人都會攀緣。但走在年夜道上的人抬眼總能看到岑嶺，岑嶺也就和年夜道一路，成為了人心中不成或缺的風景。邵雍大要可說是岑嶺一類的人物，雖然孤高突起，卻仍能給人以企盼的影響。
第五問：
這本書第八章講到了邵雍的性情，個人空間特別吸惹人。邵雍逍遙安樂的境界和人生尋求，通過他那些詩文呈現得淋漓盡致。理學家的境界取向，似常偏于敬畏，邵雍這種灑落門路比較少見，這與他的思惟能否有親密關系呢？
李震：
邵雍的性情確實很是特別，這是個灑脫安閒、絕無架子同時又極有魅力的人。理學家雖然也有溫暖溫熱的一面，好比程顥，接人之親和，能讓學生感覺“如在春風中坐了一月”；但年夜多數時候還是端謹嚴肅，姿態常是“謹守”而不是“打開”。
邵雍很紛歧樣。他呈現出來的性情幾乎完整是和樂會議室出租坦易，甚至常有詼諧，不僅本身時時開心安閒，也能讓一切跟他來往的人天然生出親近之心（我覺得他是概況的ENTP，骨子里的INFJ）。他后半輩子能名滿洛陽，和上高低下孤芳自賞，除了學問品德外，跟他受人歡迎的性情關系是很年夜的。
邵雍的安樂性情大要頗有生成的成分，“殆天授也”；但值得留意的是，此中也有有興趣的修為，邵雍是自覺地把游心安樂、戰勝煩惱當成修養的法門。可以想見，這其間確定經歷了極其艱辛的心性磨煉：要把一個少有弘願的人畢生郁郁不得發揮的、無比強烈的掉落感轉化為內在豐盈愉悅的自我確定，需求怎樣強年夜的心靈氣力？朱熹評陶淵明時說，“隱者多是帶氣負性之人為之”，因為不愿活瑜伽場地著上隨波逐流，所以決絕退隱。但能進一個步驟把“帶氣負性”的負面情緒完整化失落，讓心靈獲得解脫不受拘束，又不是普通隱者所能為。從世俗標準看，邵雍這輩子共享空間沒有功名，最后息影林下，或許掉敗透頂；但從心性功夫、做本身心靈情緒的主宰上講，邵雍的人生實在是一個極其勵志的勝利故事。
第六問：
《觀物》的最后一章講邵雍的歷史與政治哲學，會議室出租在情勢和內容上都顯得較有新意，對此能不克不及談一點寫作時的感觸？
李震：
《觀物》這本書里，《治道》確實是我比較花心思的一章。
這一章處理的是一個老問題，就是哲學家的社會政治思惟，但沒有采取常見的援用哲學家論述然后翻譯剖析的思緒，而是試圖起首廓清邵雍相關論述的體例性質，繼而勾稽此種觀念在先前的發展、演變史，最后再對此種演變史下邵雍歷史與政治思惟的確切內涵與歷史承擔作出解釋。
之所以采取了這種看似并不直接的處理方法，是因為邵雍的歷史與政治思惟底本就不是完整自我開宗的新論，而是有其漫長的思惟接收、對話的源流；邵雍歷史與政治思惟的內涵，也不克不及脫離其編年體通史的表達載體而獲得認識。講明白這些，都不是單純的概念剖析所能勝任的任務。把邵雍放回到天子王伯說的漫長歷史中，可以看出，邵雍概況上機械的排比羅列，實際上是在表達一種明確的歷史與政治觀念：在承認天子王伯之道的高下之別下，對伯道作合事理的容納與安頓。這種態度并非單純的史評，同時也是一種現實的政治主張：面對復雜的歷史形勢，及格的政管理念不克不及一味采取嚴峻的品德批評立場，而應對現實的政治折沖給以足夠的包涵，這般才幹為未來轉向善治供給能夠。《治道》一章試圖在歷史縱深和橫向對比當中講明邵雍這種意味深長的態度，在情勢上假如有不循舊章的處所，意圖重要是在于為哲學史研討中非形上、非純哲學的話題找到一種加倍具體化的歷史語境。
第七問：
做完邵雍之后，接下來的研討目標是什么？
李震：
我今朝的關心點重要還是在宋明哲學。宋明一向是中國哲學研討的重點領域，時代主要，資料豐沛，積累厚重。《觀物：邵雍哲學研討》只是以個案的方法在點上作了推進，此外仍有大批主要的問題有待發現和處理。短期內，我不預計再作專人題材的研討，而是盼望圍繞宋明哲學中一些焦點的概念范疇和思維方法，作更有通貫性的考核，對哲學史的內在肌理與轉換軌跡作更深的認識。今朝的研討集中在兩點，其一是考核唐宋道家哲學，將其作為懂得宋明理學的一個參照；其二是對心性問題作些更深刻的思慮。其他相關時代的思惟與文獻，以及一些比較具體的問題，也還是會有所觸及。